■民国外交部院内出土的上马石

　　■外交部街里双忠祠遗迹

　　◎坊巷钩沉◎

　　伊昔可有皇华使？

　　黄华坊东至建国门北大街、朝阳门南大街，西达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南至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一线，北抵礼士胡同、南竹杆胡同一线，地块呈长方形。元代时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东称皇华坊，西名思诚坊，明代始合称黄华坊。清代属镶白旗，民国划入内一区界。

　　皇华坊为何改名，现存史籍中并未给出答案；其最初命名的原因亦没有记载。但我们不妨根据其他材料进行一下推测。“皇华”语出《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皇皇者华”篇。原文云“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意在提醒出使外邦的使臣牢记君主教诲，勿忘使命，经常自警。后世遂将“皇华”引申为对使臣的尊称，如王维《送李判官赴江东》诗中即有“闻道皇华使，方随皂盖臣”的句子，范成大《赵州石桥》诗也说“不因再度皇华使，谁洗奚车塞马尘？”。清代，全国驿传的总枢纽被称作皇华驿。元大都所取坊名，有按坊内中央官署所含典故来命名的特点，这里被称作皇华坊，大概也是因为掌管元代驿传事务的通政院设立于此吧。◎发现城事◎

　　外交部街曾设有忠良祠

　　外交部街是黄华坊内最知名的胡同之一，明清时期因明代权臣石亨居此而得名石大人胡同，清代则有睿王府、迎宾馆等史迹。鲜为人知的是，这条胡同中还曾设有纪念国家忠良的祠堂，且遗迹尚存。其一在《日下旧闻考》等古籍有记载，为祭祀清代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的双忠祠。其二系笔者读碑时偶然所得，为民国外交部设立、纪念清末四位谏臣的四忠祠。

　　■大臣平叛藏区殒身，乾隆感念京城建祠

　　笔者前往外交部街寻访双忠祠遗迹前，联想到双忠祠在民国时期被划入外交部界内、解放初期新中国外交部又设立于此的传承关系，认为双忠祠如仍留有遗迹，或许会和如今的外交部家属院有联系。果然，笔者在外交部街中段路北的外交部家属院西端看到一座面阔三间的黑琉璃瓦建筑，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聊天。经询问得知，这就是清代双忠祠的大门，民国时期在其两侧添建耳房，并拆毁了立有乾隆御制诗石碑的碑亭；由于祠堂大门达到普通民宅两层的高度，所以现在已被改建为双层了。

　　笔者平时即喜好从碑刻中搜寻历史信息，初见此碑拓片时十分欣喜。后又翻阅资料，发现除民国时少量文章记述后者情状外，近年未见有人提起。这引得笔者禁不住对双忠祠和四忠祠的历史进行一番挖掘。

　　康雍时期，清廷设驻藏大臣，并任命颇罗鼐等四名贵族为噶伦，总理政务。颇罗鼐去世后，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郡王爵。此人性情暴虐，独断专权，与达赖交恶，渐渐露出反相。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任命军机大臣傅恒之弟傅清为驻藏大臣查察此事，吏部尚书锡勒达之子拉布敦入藏协助。

　　经过数月跋涉，傅清和拉布敦于次年抵达拉萨。此时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已私通准噶尔，“叛益有迹”。而两年前，乾隆便撤回了驻藏清军；来自青海、四川的援军也因关卡阻断无法获得最新军情。傅清二人认为与其坐待生变，不如先发制敌，冒险一击，遂以宣读诏书为由，传召珠尔默特那木札勒。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不敢轻信，又不便回绝，只得带兵前往。傅清待其上楼，在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正要跪拜之际，从背后将其斩首。叛军党羽见首领被杀，遂用火炮全力围攻驻藏大臣衙署。傅清身中三弹，自思无法突围，自刎而亡。拉布敦击杀数十人，因寡不敌众，剖腹自尽。同时牺牲的还有军官士兵共百余人。

　　乾隆得到傅清、拉布敦为国捐躯的消息后，万分悲痛。他下诏追封二人为一等伯，特许其子孙以一等子爵世袭，并在拉萨、北京两地建双忠祠，以资纪念。

■一地祠堂，两朝忠臣：从双忠祠到四忠祠

　　据史料记载同样在这块位置，还应有一个四忠祠，这事说起来与慈禧有关。

　　1900年初，在山东受挫的义和团众转入直隶开展“反洋”运动。他们一路北上，沿途设立坛场、吸纳团员，二月底到达天津，四月烧毁涞水教堂，与此同时，北京城内出现了大量义和团的揭帖。协办大学士刚毅、端郡王载漪等为达到废黜光绪、另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的企图，极力怂恿慈禧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五月中旬，获得慈禧肯定的团众涌入京城，焚毁教堂，屠杀教民，并

　　开始攻击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

　　义和团在直隶境内的烧杀行为逐步升级，外国列强的不满也愈发强烈。春天还没有结束，抗议方式便由照会发展到威胁，继而派出数艘军舰抵达大沽，随时准备教训这些头裹红布的敢死之徒。

　　紫禁城内，主战、议和两股对立势力的分歧越来越大。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被八国联军攻陷，原本摇摆不定的慈禧随即下令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宣布向所有列强开战。七月，曾在宣战前的御前会议上反对与各国开战的五位大臣惨遭杀戮，北京菜市口上演了西市朝衣的一幕。

　　最先被错杀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许景澄是清朝最早的驻外公使之一，袁昶则有二十年的京官经历。廷议时，许、袁皆慷慨陈奏，反对进攻各国使馆。许景澄言“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载漪等斥其为邪说。袁昶认为即便义和团和官军联合战胜外军，也难免“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他连上两道奏折，均不得报。后许、袁联名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奏折还未递上，二人已被捕入狱。七月初三，许景澄、袁昶被慈禧以“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处死。临刑时二人神色洒然，袁昶怒骂监斩官、刑部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之子）“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候汝！”随后从容就义。

　　七月十七日，执迷不悟的慈禧再次听信载漪等人的谗言，将同样主张议和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和内阁学士联元三人处决。此次行刑后仅三日，慈禧便为她的荒唐决定付出了代价。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次日拂晓，无抵抗之策的慈禧携光绪西遁长安。回朝的代价，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战事既因义和团暴乱而起，慈禧在洋人的强烈要求下，严惩了主张利用团众作战的王公大臣；同时将许景澄等五人开复原职。宣统元年（1909年），又分别追赠给五人文肃、忠节、忠愍、忠贞、文直的谥号。

　　“五忠”平反后，各地纷纷以各种名义设立祠堂。如浙江绅民在西湖建三忠祠祀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三人皆为浙江人）；顺天府则在宣武门外为立山、联元建祠。1913年，民国外交部由东堂子胡同迁入石大人胡同的原清代迎宾馆，双忠祠被划入外交部内。

　　五年后，因许景澄、袁昶、徐用仪、联元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且四人“高风亮节、誉隆中外”，外交总长陆徵祥呈请大总统徐世昌在外交部内设立四忠祠，每年春秋由总长、次长率属下致祭。念及清朝总理衙门和民国外交部在功能上的延续性，“四忠”因反对胜算了了又无助于外交的武力对抗而遇害，为其设祠也合情理。而“四忠”里首先遇害的许景澄，更是对陆徵祥有知遇之恩，当年正是他带着年轻的平民子弟陆徵祥第一次踏出国门。陆氏生性温厚，笃信基督，出任外交总长后建四忠祠，或许还有感怀恩师的情意。

　　◎名人地缘◎

　　防疫先驱伍连德

　　如果不是历史的巧遇，有的人可能就这么渐渐被淡漠，变成辞典里一个安静的名字。几年前，在从慌乱到平静的过程里，伍连德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他，但让人难堪的是，所谓寻找，总是意味着一种长时间的遗忘。
　现在东堂子胡同4、6号的西式楼房，即是伍连德在京期间的居所。笔者前往拍照的时候，街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这是过去富商大户的房子，有钱着呢。而现在，虽然内中楼梯上落满陈灰，楼道里层叠着杂物，有些落魄的意思，但因外观尚保留着民国时的风格，西式拱窗尤其惹眼，是故并不妨碍它得到摄影、绘画爱好者的青睐。

　　这里曾经的主人，其实是“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被梁启超誉为科学输入五十年来中国唯一“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的伍连德。1950年，伍连德将北京的住宅捐赠给了中华医学会，十年后，他在马来西亚去世。

　　1910年末，原本主持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伍连德受命前往哈尔滨。因为鼠疫流行，那里已经死掉了数万人，“死亡率差不多为百分之百”。这位刚刚回国不到四年的马来西亚华侨，剑桥大学第一个华裔医学博士，带领一班医护军警开始了艰苦的工作。

　　他对病患采取了隔离措施，并破除旧俗将病死者火化，以防止病菌扩散。鼠疫吞噬人命的猖狂势头为之大杀。不到四个月，鼠疫即告扑灭，共计死亡六万余人。抗疫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牺牲，半数殉职。为表彰伍连德的功绩，清政府赐予他陆军蓝翎军衔和医科进士出身，以示嘉奖。

　　与加官晋爵相比，伍连德更关心的却是如何防患于未然。1911年4月，清政府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共有十一个国家参加，伍连德任大会主席。民国建立后，在政府支持下，他组织设立了东三省防疫总管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公共卫生防疫机构。1917年，绥远、陕西一带鼠疫流行，伍连德再次带人深入病区。

　　当地群众不明所以，差点把工作人员乘坐的列车焚毁。1920年，东北再次流行鼠疫，因已有防范，连俄国境内一共只死去八千余人。他曾撰文回忆自己与疫病三十年的抗战，内中说：“我觉得一个人择定了他的工作后就应该认真去做。千万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是本着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负责任。”言辞质朴恳切，却足见担当的勇气。

　　伍连德在中国的时间只有不到三十年，却在乱世中多次深入疫区，一次又一次的挽回了人的生命。他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等二十余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今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校长。

　　“八一三事变”后，伍连德在上海的家宅被毁，举家先到香港，后返回马来西亚，悬壶济世。既是名医，大概被认为很有钱，马来西亚进行抗日活动的游击队员绑架了伍连德，要求资助。几十年以后，这个人从别人那儿得知了人质的事迹，对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抱歉不已。

　　这是一个匆忙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主动或被动地与时间赛跑，而我们想要找的“悠客”是能以“悠闲”的心情，没事爱在城市里“转悠”的人，东瞧瞧西问问，帮我们匆忙的读者在这个城市里发现与地理有关的故事，别“白瞎”了您那些传奇的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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